以人權對抗國家暴力

政治是爭權，人權是賦權。前者爭的是掌控國家合法暴力的權力，後者是賦予人民反抗國家暴力的權利。
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，揭櫫「凡人生而平等，秉造物者之賜，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，包含生命權、自由權、與追尋幸福之權」，據此創立美利堅合眾國；1789年法國大革命，以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之精神，結束路易十六專制政治。美、法兩國的戰爭與革命皆起因於國家暴力的壟斷，而以「人生而自由平等」之理念，通過人民力量起義，成就新而獨立的國家。
及至1948年12月10日，聯合國通過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，亦呼應上述人權理念確立了人權的普世價值，要求各會員國對宣言所揭示的自由、權利，在其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。作為曾經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台灣(中華民國)，此刻，國家正藉由合法暴力，以法律壓制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和以法院選擇性、針對性辦案方式誅滅異己，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利以及接受公正公平審判的權利，正遭逢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最嚴重的剝奪。
對一個沒有人權理念的政府，不值得期待會制訂相關人權政策，更遑論要求其落實人權保障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唯有喚起公民意識，從自覺中不斷通過行動，爭取應有的權利，才能促使政府正視人民的聲音，也唯有如此，才有可能獲致以人性尊嚴為根基的人權保障。因此，從捍衛人權的角度觀之，在沒有得到政府修改集遊法的承諾前，「野莓運動」的堅持絕對具有正當性，這點是不容許社會疑質的。
政治雖是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」，但重分配的權力卻是來自人民的委託，當政治變成爭奪權力，在上位者因競逐權力而迷失方向時，人權必然不在其施政理念中，所有價值都在為政治權力服務，人權就不是執政者的優先選項，人性尊嚴也就無關緊要。這正是台灣司法總會淪為「政治打手」而倍受抨擊的原因之一，執政者導入國家暴力裝置而形成「群組性」的司法偵審，將會是撕裂台灣社會根源。
在《世界人權宣言》即將屆滿六十周年之際，為爭取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的「野莓運動」仍在持續進行著。人權是賦權，是與生俱有、不可剝奪的權利，是人民用來對抗國家暴力的利器。以捍衛人權為開端，我們須要更多公民及草根團體共同參與這場「沈默的革命」。